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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王小波?

编辑:北京聚贤贵都宾馆有限公司时间:2018-04-24 17:47:27阅读次数:2
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王小波?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王小波?   原标题:说理者王小波   文 羽戈   我曾列出一份说理者的谱系。百年中国,强梁当道,理性备受冷落,说理无比奢侈,说理者寥若晨星,有如稀世之珍,其代表人物,不过三五人:先贤首推胡适先生,我们的同时代人,包括王小波、刀尔登、徐贲等。有人说,应该加上殷海光,你不是素来向我们推荐他的《逻辑新引・怎样判别是非》么,然而殷先生虽是逻辑学家,他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字,却不以逻辑,而以激情见长;有人提醒,你怎能漏掉了顾准!我一向钦佩顾先生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坚守和跋涉,却也不得不指出,其盛名之下,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,这一点与陈寅恪一样,其次,顾先生惯用的话语,尚且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,这是时代局限,不必苛责,不过说理首要讲究语言的自由和理性,顾先生的语言并不适合说理,故而只能将他请出说理者谱系。   再说谱系之上这四人,有一脉相承之处,同时各擅胜场,各具千秋。相形之下,胡适胜在风度,其说理,平心静气,娓娓道来,如春风化雨,润人心田,此外,胡适所恪守的持平之论与容忍之道,不仅构成了说理的坚固根基,还呈现了说理的正大风范,有时读者未必认同其观点,却服膺其风度;刀尔登胜在视角,若以武功拟说理,胡适出身名门,刀尔登则属妖刀(徐贲接近胡适,王小波则介于他们之间),无论谈历史还是现实,刀尔登妖刀一闪,寒光过处,常常从出其不意的角度直入问题的本质,令人在惊奇之余,还有惊艳之感;徐贲则把说理发展成了一门学问,那本《明亮的对话:公共说理十八讲》,不啻是写给公众的教科书,老少咸宜,雅俗共赏(有人将此书与陈嘉映《说理》并提,如陈嘉映所言:“所谓哲学,大致就是穷理”,他的说理,更多指向哲学,徐贲的说理,则指向公共生活),而且,唯有在徐贲这里,说理才与公民明确发生了关系,被视为公民的必备素质之一;至于王小波,在这些人中,则是把说理的智性与趣味结合最好的一个。   趣味这玩意,见仁见智,同一事物,如王小波的小说,有人会觉得有趣,有人却以为无趣,断言其小说成就远不如杂文。这一节争议,姑且抛开不论,单说智性。在我看来,王小波的杂文之精义,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,更在于,他力图诠释,为什么要追求智性,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。换言之,他在说理的同时,还告诉读者,为什么要说理。   在王小波笔下,说理与智性,有一个特定的说法,叫“明辨是非”。按理说,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,倘不明辨是非,难道要不分是非么?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:难得糊涂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,一是装傻,二是比傻。对一些人而言,你的确难以分辨,他们的糊涂,到底出于自愿,还是被迫,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:“有一些时期,每一天都是愚人节。”那些愚人,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,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,他们构成了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。   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《芭芭拉少校》误导,痛下决心,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。后来他改悔了,反其道而行之,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,“篇篇都在明辨是非,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”。这背后的转向,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,诸如“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”“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,成为思维的精英,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”“在我身上,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”云云。不过我觉得,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,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,王小波不是说过么,伦理问题��“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”��是大家的事(其实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过普罗大众,这一点就当下来看表现尤为鲜明)。我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:在明辨是非与难得糊涂这两个选项之间,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,前提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。   真正的问题在于,在“每一天都是愚人节”的残酷语境之下,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“是”,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“是”什么是“非”,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。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,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,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,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去思考,更无从发掘“思维的乐趣”,捍卫思想的尊严。  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,关于说理,相比说出什么道理,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。现在可以补充一句: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。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:“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,假如不讲理,他就没有长处,只有短处,活着没意思,不如死掉。”我还得重申,不独知识分子,但凡正常人,都要讲理,都要以理服人,能否做到这一点,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。   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,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,那个年代强权横行,暴戾恣睢,是非不分,无理可讲。我们生存的年代,貌似有所进步,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:理性与客观、中立一道,渐渐沦为贬义词;在专断与极端的版图之上,说理毫无立锥之地。现在流行什么,试看一位名人的教导:   “你说话很温和,你观点很中立,你性格很宽容。  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。   你不适合。   你看了《乌合之众》就会知道,任何时代的领袖,包括意见领袖,都是特别偏激的。  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。  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,情绪明确。  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。”   假如王小波在世,撞见这一幕,不知作何感想。他毕生都在与愚蠢、偏见搏击,时至今日,愚蠢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。他曾经被强权发配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生于今世,恐怕得照旧直面沉默的厄运。   反抗沉默,可谓王小波的宿命。“……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,但他们都在沉默中,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。但我以为,伦理问题太过重要,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。”写完这段话的22天后,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。他的英年早逝,使这些平实的汉字,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,尤其是对照每况愈下的现实而言。   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,冠以“说理者”三字,以示我独有的感激和纪念。也许,恰恰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,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;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,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。   (声明: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新浪网立场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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