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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为何点名要陈云收拾“大跃进”残局?

编辑:北京聚贤贵都宾馆有限公司时间:2018-05-15 13:01:45阅读次数:2
毛泽东为何点名要陈云收拾“大跃进”残局? 核心提示:国难思良将,家贫思贤妻。为了对乱糟糟的经济实行“调整”,毛泽东点名要陈云讲话,说“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。”毛泽东让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长,收拾一锅粥似的中国经济。而这种整顿,陈云其实从半年前就已着手准备了。 1954年9月6日,陈云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阁 本文来源:人民网,作者:叶子,原题为:《毛泽东为何点名要陈云收拾“大跃进”残局?》1956年9月13日,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,会上,陈云与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一起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选人。对于陈云这个候选人,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评价:“陈云同志,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,比较公道、能干,比较稳当,他看问题有眼光……不要看他和平得很,但他看问题尖锐,能抓到要点。所以,我看陈云同志行。” 然而此后不久,在经济建设速度上,稳当的陈云与求快的毛泽东之间产生了分歧,陈云遭遇到其财经生涯中极为困难的一段时期。 “能人”陈云反冒进 陈云有很多个称号:红色掌柜、中共财经第一人、开国财头,等等,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“能人”这个称号,因为这是毛泽东亲笔封的。之所以称为能人,是源于建国初期陈云打了一场漂亮的经济仗。 刚解放时,一些怀疑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人说:“共产党马上得天下,不能马上治天下”,甚至有资本家叫板说:“共产党打仗100分,政治80分,管经济只能是0分”。 的确,开始执政的共产党,面对的是物价飞涨、满目疮痍的烂摊子。全国金融中心上海,一些不法奸商操纵市场,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。此时,被上海资本家视为“ 土包子”的共产党,把陈云派往上海坐镇。 陈云是处理麻烦的能手,不管是在陕甘宁边区,还是在东北解放区,陈云在复杂形势面前总能妥善应对。走马上任后,陈云采取强硬手段,查封证券大楼,严惩银元贩子,平息银元风波。为应对投机商的囤积居奇,陈云打响“ 两白一黑”之战,仅仅几天就让投机商赔得血本无归。有人说,陈云的招太狠,陈云却说:“不这样,就天下大乱。”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,陈云就平抑物价,安定了人心。毛泽东大喜,说陈云的功绩“不下于淮海战役”,还提笔写了个“ 能”字。 陈云是搞经济的“能人”,尽管在党内排名第五,但论做经济工作,谁也不敢跟他争第一。毛泽东说陈云有眼光,看问题能抓到要点。确实如此,当中国经济步入正轨后,陈云又看出了其中的问题。 在陈云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到第三个年头,1955年,毛泽东嫌农业合作化速度太慢,指责某些干部是“小脚女人”。之后,各地的经济建设指标大幅度提速。 当“冒进”开始在1956年出现时,引起了陈云的高度警觉。1956年底,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,针对冒进,作为中央财经委负责人的陈云警告说:“现在马跑得很危险。这样骑下去,后年、大后年更危险。明年要削减投资……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。有些问题,没有把握宁可慢些。”他明确表示“ 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”。 陈云是个务实的人,多年主管经济,他深知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,“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,就是冒了,就会出现经济混乱。”这些话后来看,未雨绸缪,句句在理,但当时听起来却十分刺耳。 陈云反冒进,毛泽东要速度。于是,当陈云开始筹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…… 离“右派”只差50米 1957年9月20日,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,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反冒进,“那些‘反冒进’的人可以组成一个‘促退小组’,共产党应是促进委员会,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。” 这年11月,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,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。在听到赫鲁晓夫发出的“苏联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”的豪言壮语后,毛泽东受到强烈的刺激。回国后,毛泽东对“反冒进”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批评:“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,像蜗牛爬行一样慢”;“有的人竟说,宁可犯保守的错误,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。” “有的人!”明明白白的告诉别人,这些话是有所指的。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,但还是给正在养病的陈云造成了很大压力。 1958年1月中旬,毛泽东约陈云、李先念、薄一波这些主管经济的负责人去南宁开会,但是陈云请了病假。在这次会上,毛泽东对“反冒进”的批评更加尖锐,“不要提‘反冒进’这个名词,这是政治问题。一反就泄了气,六亿人一泄气,不得了。” 会议第六天,毛泽东递给周恩来一份报告,报告是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起草的,名称是《乘风破浪,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》。毛泽东问周恩来!“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,”周恩来只能说:“写不出来”。毛泽东于是说:“你不是反冒进吗,我是反反冒进的!” 此言一出,举座皆惊。大家都在猜想,这么严厉的措辞,到底是说谁呢。而刘少奇打圆场的解释,让本来紧张的人更加紧张,他说:“主席的批评主要是‘针对管经济的几个人的’”。 中央财经工作五人小组中,除组长陈云生病缺席外,在座的李富春、李先念、薄一波、黄克诚四人,反冒进也全都有份。毛泽东一句话,搞得四个人倍感压力,李先念甚至得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。好在第二天,毛泽东给出了一个明确解释,说“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”。 一个月后,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,中南海怀仁堂内的气氛却十分凝重,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。毛泽东对反冒进不依不饶,他指责出席会议的陈云说,“经济的事都由陈云签字,这是对我进行封锁。”指责之外还有警告,“‘反冒进’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,大概50米远。” 毛泽东这话说得非常重,让陈云听了如坐针毡。那时,右派是敌我矛盾,革了一辈子的命,谁愿意与右派为伍。无奈之下,陈云只好在会上违心地做检查,表示对“反冒进“中财经工作的“错误”负主要责任。 对这次挨批,素来平和的陈云感慨良多。多年后,1980年陈云还提到此事,认为当时民主集中制已经受到破坏,党内生活不正常。他对胡乔木说,五十年代那次“反冒进”,中央领导全都参加了,毛来了一个反“反冒进”,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。 批评反冒进之前,全国的经济工作由陈云负责;在这之后,毛泽东统揽了经济大权。于是,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了。 陈云慎劝毛泽东“降温” 尽管挨批,但挨批的人也得继续工作,毛泽东说财经工作还得由陈云等人来做,此外也没别人了。但是,由于毛泽东走上前台领导经济,陈云率领的中央财经小组变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,它的任务只是向毛泽东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。 那个年头,农业最缺粮食,工业最缺钢。所以,大跃进的战线上,农业高产“卫星”不断升天。毛泽东开始操心的已经不是粮食不够吃,而是粮食太多吃不完,他甚至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赫鲁晓夫,问“苏联是怎么处理粮食吃不完的问题的”。而实际上,大跃进之后,中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。 粮食“高产”同时,毛泽东问冶金部长,说钢产量能不能翻一番,冶金部长想了想说“好吧”。结果1958年计划钢产量就从530万吨,“嗖”地一下成了1070万吨。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“翻一番”,陈云无奈,冶金部部长也只得照办。 当时,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找到陈云,希望他就“大跃进”中一些问题找毛泽东谈谈。陈云说“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,全国许多领导都热,不吃一点苦头,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。”陈云明白,那时候提反对意见没有用,但他又不能像其他领导一样讲违心的话,所以陈云选择沉默。 但是当1959年的计划钢产量变成不靠谱的3000万吨时,陈云说话了,他要尽可能地对这个指标采取降温和补救的措施。当然,一定要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矫正。 就这个3000万吨的指标,毛泽东也征求了陈云的意见,陈云没有直接说不行,而是给了毛泽东一组数据:英国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,花费了17年时间。言外之意,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还多,不可能完成。 于是,毛泽东退了一步,把指标降到了1800万吨。即便是1800万吨,陈云也觉得无法完成,可这事不能硬顶,因为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,陈云还是吃不透、拿不准。他找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,希望胡不要把这个具体数字写入会议公报,因为一旦公开,就很难再加以调整。但是胡乔木没敢把陈云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,而是把这段数字堂而皇之的见报了。 1959年3月下旬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,在这次会前,胡乔木才把陈云给他的建议转告毛泽东。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胡乔木:“你不过是个秘书,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?”不过,当时就算胡乔木转告了,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。 在毛泽东批评胡乔木的时候,其实已经觉察出大跃进的问题,所以对指标曾提出:“不能每天高潮,要波浪式前进”。陈云适时地对毛提出1800万吨难以完成,毛泽东直接说,“那就拉倒!”这表明毛已经着手要调整高指标。想起陈云以前的反冒进,毛泽东说陈云“很勇敢,坚持真理也勇敢。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。” 但是这种偶尔出现的调整,并没改变“大跃进”的整体走势。 毛泽东对反冒进不依不饶,他指责出席会议的陈云说,“经济的事都由陈云签字,这是对我进行封锁。”指责之外还有警告,“‘反冒进’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,大概50米远。” “经济还得由陈云出来搞” 在整个的“大跃进”运动中,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。结果,为了炼铁,山上的树砍光了,庄稼荒在地里,而炼出来的却是海绵铁,根本不能用。工业建设上,为了快为了省,许多重点基建项目质量问题严重,有的工厂连地基都没打好,有的建造项目连勘察程序都省了,画张图纸就敢开工。造成许多厂房倒塌,工人死伤。 由于尝到了“大跃进”、“大炼钢铁”的苦果,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,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,承担了责任。他说,“凡中央犯的错误,直接的归我负责,间接的我也有份,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。”毛泽东也承认,“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,还不懂得。” 国难思良将,家贫思贤妻。为了对乱糟糟的经济实行“调整”,毛泽东点名要陈云讲话,说“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。”毛泽东让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长,收拾一锅粥似的中国经济。而这种整顿,陈云其实从半年前就已着手准备了。 当时,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不足。为了解决粮食不够吃造成的营养不良,陈云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。他算过一笔账,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,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,而1两大豆就含20克。实行这个办法,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,这是可能的。在缺少肉蛋的情况下,拿大豆补充营养,是个比较可行的办法。 但总吃豆子也不行,人总是要吃饭的,陈云提出进口粮食。可在当时,吃进口粮还属于禁区,但是不进口粮食,百姓就要挨饿,无法渡过难关。为了搞到粮食,哪怕是禁区也要闯。于是,500万吨的粮食从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法国运回了中国。 再说通货膨胀。那时货币流通130亿,实际只需70亿,多出60亿,如果不收回来,物价肯定要涨。怎么收,提高糖价,把多余的货币回笼,通货膨胀自然可以避免。为恢复农业,陈云甚至提出实行毛泽东强烈反对的“分田单干、包产到户”。 这么干了一年多,中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。然而,随着毛泽东对陈云“分田单干”的再次批判,陈云再次“靠边站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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